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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流行“公园20分钟”理论，据说，每天只要在公园待上短短的20分钟，人的心情就会更愉悦、精神更集中、创造力也更蓬勃。其实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就做过惊人之语：“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。”这岂不是公园20分钟理论的振聋发聩版？
现代公园肇始于晚清和，是的，不仅我们爱逛公园，当时的普通市民、新文人、新女性，都爱逛公园，公园是北京最重要的公共空间。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峥曾在专著《公园北京》中收集了很多时公园的历史片段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她讲述了一个个名人和公园的小故事，以小见大，串起公园里的史。
1921年4月29日，北大教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：“下午，与章洛声到公园走走，我有七日不到公园了。”这是他因病休养，七天没去逛中央公园（如今的北京中山公园），都值得在日记里专门写上一笔，可见胡适平日里去公园的频繁程度。还有一次，他与李大钊约在中央公园见面，“公园游人多极了，守常（李大钊的字）来寻我。竟寻不着。我等到十点，才回来”。
1925年，年轻的女作家石评梅将英年早逝的党人高君宇葬在陶然亭，在造型宛如剑芒的白玉墓碑上刻下他的诗句：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三年后她郁郁而终，友人遵其遗愿将她与高并葬，立碑“春风青冢”。
1927年，刚到北京不久、投考大学失败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小说《老实人》，主人公是一位自卑又自尊的边缘“北漂”男青年自宽君，他在北海公园里邂逅了两位引人瞩目的女学生，并惊喜地发现她们竟然是自己的女读者，于是一路尾随，不想搭讪不成，还被巡警当作流氓抓了起来。
这三个小故事，折射了公园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的重要性，对于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、不同、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群，社交、休闲、与恋爱……公园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最近流行“公园20分钟”理论，据说，每天只要在公园待上短短的20分钟，人的心情就会更愉悦、精神更集中、创造力也更蓬勃。其实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就做过惊人之语：“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。”这岂不是公园20分钟理论的振聋发聩版？
梁启超是1904年在纽约参观中央公园之后，深受震撼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清末民初，有一批最早走出国门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士大夫，都与梁启超有同感，他们发现，公园，是一个现代都市的象征，是培养身心健康的现代公民的最佳场所。1906年，“五大臣”之中的端方、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，向光绪、慈禧上奏欧美各国的“导民善法”，总结为四件事：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万牲园（即动物园）和公园。于是，1907年，清政府创建了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，万牲园，也就是现在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。取代清室之后，为了打造一个现代的首都，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，就是公园开放运动，政府有意识地将一系列清朝的皇家园林坛庙，比如社稷坛、三海（包括北海、中海和南海）、景山、天坛、地坛、颐和园等，先后改造为公园，向市民开放。
这些公园的风景情致是中式的，但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，的公园注重启蒙、教化的功能，公园里普遍设有图书馆、讲演厅、陈列所、博物馆、音乐堂、体育场这些现代文体设施。比如现在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部，就是1931年在北海公园开设的国立北平图书馆，据当时人的回忆，里面的设备非常现代，有自动饮水龙头，洗手间的玻璃都是单向可视的，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。
每个公园还各有特色，比如在体育方面，除了公共体育场之外，北海有得天独厚的湖景，夏天可泛舟，冬天可溜冰，因此北海每年都会举行化妆溜冰大会，第一届化妆溜冰大会，有人扮成老北京涮羊肉的铜火锅，有人扮成白菜，可以说是cosplay界的鼻祖。而中央公园的定位则偏精英、小众化，有一个会所制的高级健身俱乐部“行健会”，还有台球房、地球房（即保龄球房）、网球场、高尔夫球场等各种设施，蔚为大观。
北京的公园多设有茶座，比如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、长美轩、上林春，北海的漪澜堂、濠濮间、五龙亭等。来今雨轩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茶座，名流云集。其名菜冬菜包子（也叫霉干菜包子）相传是鲁迅的心头好，根据学生许钦文的回忆，鲁迅曾约他到来今雨轩喝茶，点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，自己拿了一个，剩下的都推到许钦文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这里的包子，可以吃；我一个就够了，钦文，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！”现在来今雨轩重新整修之后，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冬菜包子也重出江湖。
文人们聚集在茶座，在这里休闲、社交、创作、讨论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。在这一点上和19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很像，当时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备有最新的报纸和书籍，文学青年们可以随时得到第一手的资料。
胡适、鲁迅等人经常出入中央公园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中央公园“地当九衢之中”，位于北京的中心地带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多任职于政府或高校，基本上都住在内城中心。比如胡适归国以后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，先落脚于南池子缎库胡同，1920年6月起搬到北大周边（当时的北大位于沙滩红楼）的钟鼓寺胡同十四号，无论从家或学校到中央公园都是步行可及的距离。这才有他七天不到公园，都要在日记中感叹一番。胡适常和友人赴长美轩或来今雨轩吃饭，喝茶，兴起时再同去行健会打球，有时甚至夜深才归——当时的公园营业到很晚。1920年代，胡适、徐志摩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部分是英美留学背景的，比如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、包括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、陆小曼和她当时的先生王庚，也有周作人，每隔半个月，周末就会在来今雨轩聚餐，实行AA制。这个聚餐会后来发展成新月社，产生了最重要的白话诗流派之一——新月派；也奠定了1930年代京派在来今雨轩的《大公报》副刊茶会的雏形。
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同住在八道湾老宅时，常赴公园喝茶，有时还顺道游赏故宫。1924年春，鲁迅因兄弟失和，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号。根据鲁迅日记，1924-1926年间，鲁迅每周五上午在女师大讲课，下午在北大讲课，通常在课程结束之后独自去公园喝茶、用餐、看报。从北大下课后，到中央公园休息一下，去教育部办公，再回家，是一条非常顺的路线月间鲁迅离京前夕，一个多月时间，他基本每天下午都从家前往公园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德文版《小约翰》。
胡适、鲁迅这样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偏爱中央公园，而北海则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。文章开头谈到的《老实人》，其实带有自传色彩，原型就是沈从文自己。
现在大家印象中的沈从文，是《边城》的作者，非常平和、从容的大作家。但1924年，沈从文刚从家乡湘西来到北京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有点莽气的边缘北漂，他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召，来到北京，想继续深造，却没有考上任何一所大学。这时候，他的表弟黄村生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，帮他找了住处，让他从最开始住的南城的会馆，搬到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，“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，减少一点寂寞”。
为什么找沙滩一带呢？沙滩即沙滩红楼，是当年北大的所在地，就在故宫旁边。这里本来是皇城中心，之后皇城封闭的格局被打开，开辟了各式各样的公园、博物馆，包括中央公园（社稷坛）、和平公园（太庙）、景山、北海、中南海、故宫博物院等等，成为以来兴起的新文化中心。五四时期的北大由蔡元培任校长，主张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当时的北大是没有门禁的，欢迎大量的旁听生，所以除了正式的学生以外，这片区域吸引了大量有志于新文化的新青年，他们就住在沙滩附近大大小小的公寓里，这些公寓后来出了不少新文学的作家，比如沈从文、丁玲、胡也频、焦菊隐、蹇先艾、朱湘、刘梦苇等等。
这片区域，特别符合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一个理念——“美育”，就是通过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等给人一种美的熏陶，培养人的审美。蔡元培认为，美育的基础在学校，而美育的推行，最终要落实到都市的美化，但现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基础，只有公园能实现。这一片原来由皇城中心发展成的新文化中心，特别是其中的北海公园，正是体现了蔡元培美育理想的典型，是一个美育的乌托邦。沈从文作为北大旁听生，就是蔡元培美育理念的忠实信徒，他的成长也深深得益于北海的美育氛围。沈从文很喜欢北海，早在1925年8月15日就发表了一篇小说《到北海去》，而北海在同年8月1日才刚开放。
《老实人》里写到自宽君去北海，除了看人（尤其是女学生）以外，还为了去看书。“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，每天照例有一个坐位上有近乎‘家式’的平常人物，便是自宽君。”这个图书馆阅览室，应该是1926年在北海落成的北京图书馆。北海里先后设立了多个图书馆，对于当时渴求新知识、新文化的青年有很重要的意义。比如沈从文自己就深深受益于公共图书馆，根据他的回忆，到京后最初住在酉西会馆的那段时期内，他由于报考大学失败，不再作升学打算，代以每日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自学，许多新旧杂书都是在这阶段读到的。而迁到沙滩一带的公寓后，想必沈从文也是同小说的主人公一样，每天到藏书更为丰富、也更为权威的北京图书馆报到。这种习惯即使到他成名后也未曾改变，巴金在回忆沈从文时就谈到：“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，我们经常去这两处。”这种在公共图书馆阅读、自学的经历，为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小镇青年，日后成长为知名的新文学作家，打下了最初的基础。
当时像沈从文这样把北海当作精神乌托邦的青年有很多。比如跟沈从文关系很好的一些年轻诗人，蹇先艾、朱湘、刘梦苇、饶梦侃，包括闻一多，都很喜欢北海。暑假里，他们常在北海的濠濮间聚会，有时也在闻一多的公寓中，讨论诗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有了新格律诗派的诞生。
可以看到，北海成为了新青年们的天堂。五四新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狂飙突进的新青年，是都市之花，和梦境一般浪漫的北海特别契合。尤其是独立自信、身心健康的“新女性”，成为北海最佳的代言人，体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、都市主义的美。
比如沈从文小说中“老实人”自宽君追逐两位女学生的小闹剧，其实不是一个低俗的痴汉故事，而是因为两位女学生象征着知识与美，同时也与她们所最契合的环境——优美如诗的北海一般，象征着自宽君所渴望进入、但又被拒绝的那个现代空间与文化秩序。因为在当时，北海就像一个奢侈品，不仅是门票的问题，更是一种品味的区隔。《老实人》里，沈从文就写自宽君以前不敢在北海的五龙亭吃东西，只有当天气转凉游人稀少时，才“大胆独自据了一张桌子用他的中饭晚饭了。因所吃的并不比普通馆子为贵，自宽君便把上午十二点钟那一次返寓的午餐全改作在这地方来吃。”餐费并不昂贵然而自宽君平时不敢光临的缘故，在于自惭形秽自身的装束、地位。
不要说自宽君，北大教授朱光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相较于北海，他更喜欢去逛平民化的后门大街。“这并非北海对于我没有意味，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，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，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一件的漂亮衣，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。”为什么呢？一个是进北海要买门票，一个是“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，个个是衣裳楚楚，油头滑面的。你头发没有梳，胡子没有光，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，‘囚首垢面而谈诗书’，已经是大不韪，何况逛公园？”
虽然小说里的自宽君没有进入新文化的权力空间，小说外的沈从文却进入了。等到1930年代，沈从文己成为著名作家、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主编以后，定期邀请在《文艺副刊》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作者们到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，或者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。当时的文学青年回忆，沈从文在聚会时，从来不摆导师或主编的架子，而像一个大朋友，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。比如还是燕京大学大三学生的萧乾，就是因为投稿给沈从文，经由沈从文的引荐，被邀请到林徽因大名鼎鼎的客厅，由此进入了京派的核心圈，成为林徽因“太太的客厅”、朱光潜慈慧殿的读诗会、以及沈从文来今雨轩茶会的常。